GDP数据修正，凭空多出3万亿？为什么我们的消费开支占GDP比重只有39%，远低于欧美！是因为不爱花钱吗？其实这背后藏着被“严重低估”的数字！日本av片 院长张军深入浅出剖析：为何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占比仅为美国的一半？双循环时代，我们该如何通过改革，让14亿人的消费潜力真正爆发？

《张军: 为何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偏低?》

大家好，我是张军。今天很高兴来到太学，想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：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为何长期处于偏低水平。

大家或许还记得，2025年年底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个公告，是关于 2023 年 GDP 数据修正公告。这个公告指出，根据国内GDP的核算制度和第五次经济普查结果，以及2023 年实施的关于城市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的核算方法改革，相关部门对2023 年 GDP 总量进行了修订。这个修订的结果，直接抬高了2023年的 GDP 规模，整体增量达到3万多亿。

本次GDP 的调增主要基于两大依据。一是第五次经济普查，2023年刚好有一次普查。经济普查每五年开展一次，普查范围主要是针对第二和第三产业，不涉及第一产业。所以依托本次普查全面摸清产业底数后，对第二产业、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核算结果就变得更精准。

二是城市居民的自有住房服务价值核算方式完成了改革。2023 年改革落地后，相关部门重新测算统计了居民自有住房对应的服务价值规模。综合这两项调整的修订，2023 年中国 GDP 最终核实数为 129.4 万亿，相较年初核算数据增加 3.36 万亿，增幅是2.7%。

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拆分这2.7% 的增幅构成：第五次经济普查对第二、三产业增加值做的重新核实，贡献了1.6 个百分点。剩余的 1.1 个百分点，则来自城市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核算方法的重新估算，因为它的方法做了改革。

为什么此次城市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核算改革，能够拉动GDP 增长 1.34 万亿呢？我想这涉及到如何更加合理和科学地估算城市的居民自有住房，它的服务价值到底应该怎样核算出来？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。

我们知道，每个居民正常的消费支出当中，衣食住行是最基础的消费品类，“住”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，第一份工作的近半数薪资都会用于支付房租，在他的整个支出盘当中，居住这一项占比还是蛮高的。

但是从全国层面来看，对于拥有自有住房的居民而言，并不会产生实际的房租支出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在居民的消费支出当中，如何合理、科学地估算花在居住上面的开支到底是多少，尤其是他的房子并没有出租的时候，或者并不住在租来的房子里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关键。

对此，联合国关于国民经济核算的这套体系指南当中明确提出，可以采用推算租金，或者说估算租金的方式进行统计，也可以把它叫做“虚拟租金”，因为这部分租金不是实际发生的。借助“虚拟租金”这一统计口径，我们就能将自有住房对应的消费开支合理估算，并且纳入居民整体消费开支当中。

中国多年来也一直在开展这部分虚拟租金的估算。但中国长期使用的核算方法，和国际上通行的方法是不一样的。因为我们的方法更多的是用一个折旧率乘以房屋的历史建造成本，而且我们也知道农村的建房折旧率，国家统计局给它设定的是3%，相当于房屋的折旧在30多年里面就折旧完了，城市的住房折旧率是2%，也就是按照50年来折旧房屋的成本。

我们认为这套核算方式在发展初期可能具备一定的合理性。但是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，包括租赁市场的发展，再用成本折旧的方法去估算这部分居住的消费支出，实际上就会大大低估中国居民在居住消费上的开支，同时反过来也会大大低估中国房地产行业所创造的增加值。

所以我们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标准做个横向对比，他们的房屋折旧率一般定在什么样的水平上？比如美国的房屋折旧率普遍设定为5.5%，大约 20 年左右就能完成房屋价值的折旧，而中国住房折旧率一般城市为2%、农村为 3%。

当然我想这次的核算调整只涉及到了城市居民，没有涉及农村居民，我想这一点也可以理解。因为农民的房子大多数是没有市价的，但即便如此，这个调整也让我们看到中国家庭的消费支出当中，居住类的消费本身应该有更高的占比，但是现有的方法其实是低估了。

这也是为什么2023 年政府推进对城市居民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的规模核算方法进行改革：改为用市场租金的方法，而不再用过去的建筑成本的折旧的方法。

居民消费占比偏低的现状与核心差距

这两年，大家在讨论宏观经济的问题上面，特别涉及到如何扩大内需的时候，常常会拿居民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偏低来说事。

的确，这些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，我们很容易看到居民的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目前大概是39%左右。如果放在国际上横向去比较，这个比例的确是偏低，而且在我看来是低得离谱。所以我想这背后一定有很多原因导致这个占比过低。我说它低得离谱，是因为中国居民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只有39%，较美国低了近30%，对比印度、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菲律宾等国家也平均低20 %以上，和欧盟27 国平均值相比，也低出 15 %以上。我想这背后一定有很多的原因值得探究。

如果我们仔细去研究中国家庭或者居民消费支出的结构，然后再跟国际上很多国家对等的数据进行比较，会发现中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当中，如果看实物消费这一部分和很多国家没有太大差别。根据我的一个好友，亚洲开发银行的庄巨忠先生的研究，就发现我们和美国、欧洲、日本、韩国等等这些经济体，实际上在居民食物消费占比这个数据上差别是不大的，最明显的差别集中在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上。

以他提供的2018 至 2019 年的数据为例，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开支仅占到全国GDP 的 26% 左右，美国的这个占比为55%，欧盟 27 个国家平均值为38%。除中国之外的五个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，平均值也达到了33%。

由此可见，中国居民整体消费占比偏低，主要并不是因为实物消费领域的差别，而是因为服务消费占比是偏低的。而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前面提到的居民在居住消费上面的支出被严重低估。

我们刚才说，中国长期以来城市的老百姓绝大多数都住在自住房里面，但是这一部分隐含的租金，国家对它的估算因为用了成本折旧法，所以被大幅低估了。如果我们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去计算一下虚拟租金按照成本折旧法核算出来的数字，它在GDP当中的占比只有2.4%左右，这个数据还扣除掉水电煤的账单、以及维修费等等其他开支，只看虚拟租金这一项。

但如果我们看国际市场，比如墨西哥、土耳其等等这些接近中等收入水准的国家，居民居住消费在整个GDP当中的占比都要超过10%。大多数西方国家是根据市场租金法来核算这部分虚拟租金的，所以这部分虚拟租金在大多数国家占GDP比重都在7%-10%左右，而中国只有2.4%。

我们再看一组具体数据：2020 年，美国居民自有住房产生的虚拟租金占当年 GDP 比重约 8.3%，接近 1.8 万亿美元，折合人民币大概 12 万亿。而2020年，中国整个房地产产业的全部增加值仅 7.34 万亿人民币，占 GDP 比重约为 7.2%。

大家想一想，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在2020年的增加值只有7.34万亿人民币，占GDP比重只有7.2%，还达不到美国居民自有住房中虚拟租金这部分的规模和占比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由于我们的居住消费创造的增加值，被国内的核算方法严重的低估，导致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增加值也被大幅低估了。

而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附加值，除了房地产建设领域增加值，还有居民消费领域的增加值，是两部分增加值的加总。由于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被大幅低估，导致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增加值也被大幅低估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

公共服务偏低带来的影响

接下来我再和大家讨论，中国居民的最终消费占比为什么如此偏低。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国内公共服务品类价格整体偏低，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。有出境旅游经历的人应该能直观感受到，即便东南亚发展中国家，公共服务的价格非常高，比如公共交通、医疗、教育等等公共服务收费标准普遍偏高，反观国内同类服务价格长期维持在较低区间。

下面我们借助数据，客观分析国内公共服务价格的偏离程度。

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间接证明，世界银行设有一个国际比较项目（ICP），该项目组 2022 年发布了基于 2017 年数据测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结果。不少媒体曾提及，依据购买力平价（PPP）测算，中国 GDP 总量已接近甚至超越美国。结合最新测算数据能够发现，虽然当前人民币兑美元市场汇率约为 7，但中国在医疗、教育、住房、公用事业、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人民币PPP均低于 3，全国整体 GDP 购买力平价则为 4.2。

简单来讲，1美元在美国可兑换的公共服务，尽管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约为7，但是在国内仅需不足 3 元人民币就能获得同等服务价值。其中医疗服务购买力平价仅 2.3，意味着 1 美元买到的美国医疗服务，与 2.3 元人民币对应的国内医疗服务价值相等，这就印证国内医疗服务定价显著偏低。

也有人测算过，国内医疗均价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/3，美国住院平均费用更是达到国内的23 倍，所以医疗价格其实在中国是比较便宜的。与此同时，国内教育领域同样存在价格偏低的现象，2017 年中国教育服务购买力平价为2.9，略高于医疗板块。举个例子，美国全日制本科生年均学杂费约15830 美元，国内本科生年均学杂费均值为10824 元，换算后购买力平价下 1 美元约等于0.684 元人民币。

正是由于国内公共服务整体定价偏低，直接造成一个统计现象：若采用购买力平价（PPP）开展跨国对比，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占GDP 的比重，与各国之间的数值差距将会大幅收窄，不会像名义汇率口径下那样悬殊。

那么为什么国内公共服务价格会长期维持低位？根源在于中国长期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。现阶段国内仍存在规模庞大的国有体系，在公共服务等服务业领域，内部依旧延续传统国家定价、财政统筹投入的运行机制，这套机制主要依托各类事业编制单位落地执行。

发展模式反思与未来改革方向

最后对本次分享内容做个小结。我们从跨国对比视角来对比中国居民的消费开支、尤其是服务消费规模显著低于各国，进而拉低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的两层核心成因。

造成该现象的多类影响因素，都具备矫正优化的空间。第一个关键修正项，便是2023 年落地的城镇自有住房服务价值核算改革，正如国家统计局修订公告中披露的内容，全新核算方式重新计量居民住房隐含消费，这个改革直接提升了居住开支在居民总消费中的统计占比。这也反向证明，过往国内长期沿用的统计方式，严重低估了国内居民真实居住消费规模，压低了居民消费整体占比。第二个核心原因在于，中国的服务业尤其是公共服务行业，长期由国家行政机制统筹管控，服务定价、行业市场准入均未完成全面市场化改革与开放。

所以这些改革就导致了，国内民众能够享受低价公共服务，但服务定价偏低也同步制约行业收入水平。居民收入主要依托劳动工资，但是如果内向型服务业物价长期低位运行，行业收入自然难以提升，工资与物价由此形成互相影响的平衡关系。

我们知道计划经济时期，中国就是长期实行低工资、低物价配套发展模式。时至今日，制造业充分参与全球竞争、市场化程度较高，终端产品价格持续下行；但服务业没有价格低的道理，具备随经济增长、生产效率提升而自然涨价的客观规律。但是由于国内公共服务领域依旧延续低工资、低物价的循环机制，直接造成居民消费结构里服务消费占比持续走低。

基于这一现状，我们需要深入思考：为什么国内的公共服务领域，医疗、教育、交通、通信、住房等核心公共服务领域，长期维持当前运行模式？

这套机制导致的结果，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阶段，会抬升资本收益、压缩劳动报酬，客观上为深度工业化提供支撑。国内制造业持续技术升级、产能迭代，需要巨量资本投入，偏向资本的初次分配结构，恰好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稳定资金来源，这也是该模式形成的底层逻辑。

但从今往后这套发展模式应该做出改变，若不做出调整，可能阻碍国内国际双循环、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构建。因为中国拥有14 亿人口，内需是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撑，居民消费更是内需的核心载体，应该占有越来越高的比重。

想要持续抬升居民消费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，不仅仅是修正居住消费长期被低估的问题；更关键的是打破公共服务行业低工资、低物价的固化循环。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，应当作为中国下一阶段经济改革的核心抓手，现阶段应当纳入重点推进议程。

我的分享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